新锐信息：云监管布道师
添加时间：2012-02-10 作者：网站管理员
（来源：中国经济和信息化 2012.02.10期）
金炎军意识到，政府要向服务型、智慧型政府转型，其中必然孕育着巨大的商机。
7年前，杭州新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新锐）的金炎军带着四五十人的草台班子，“不知天高地厚”地参加了浙江省公安厅易制毒管理系统的一项政府招标。由于没有任何资质，只能以免费试做软件模型换取投标资格。
在所有竞标者中，鲜有产品问世的新锐信息，显得格外寒酸。等候结果的他亦不免有些忐忑：他不知道手中握着的“王牌”能否起到作用。
出人意外是，新锐中标。这家2001年创立的公司是如何做到的？
投标黑马
1992年，来自浙江上虞农村的金炎军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成为村里羡慕的“骄子”。在因家庭贫困而放弃出国梦后，金炎军开始把心思放在如何赚钱上。他打听到，化学专业毕业后的待遇一般，而做会计和软件开发会更有前途，便各买了一套这两个行业的教材。“后来发现我还是更喜欢软件，就经常去蹭计算机专业的课，有时也去清华进行这方面的交流。”几个月后，金炎军伙同寝室五位室友，每人凑2000元，买了一台386电脑。金炎军说，这台电脑改变了6个软件迷的职业生涯—毕业后的他们大多从事了与软件相关的工作。
放弃了学校分配的工作，金炎军进入杭州一家软件公司。3年半时间里，他从工程技术人员做到软件事业部老总，先后做过浙江省税务管理软件、浙江省高考招生软件等项目。
2001年，自认拥有了坚实技术实力的金炎军，带着6名自愿追随他的同事和朋友，凑了30万元，创立新锐。他自以为“有软件研发技术就不愁没生意”，打起了游击战。孰料，“逮什么做什么”的盲目战术让他一亏再亏。
然而，即便是打游击，除了技术一无所有的金炎军还是把创业想得过于简单了。2002年，新锐公司瞅准了国际电话费用高、需求大的商机，做起了VoIP网络电话，后来被以“不具备相关资质为由”勒停；2003年，数字电视开始在国内兴起，他们打算与飞利浦合作设计生产机顶盒，赚一把提成，后来却因飞利浦将目标市场转向了印度而被迫流产。总结那段跌跌撞撞的创业路，金炎军说：“当时欠缺管理和融资能力，生存可以，发展没戏。”
行业监管成为“天上掉下的馅饼”。被飞利浦抛弃的同时，金炎军慢慢发现：电子政务正在兴起，“全国各地政府拼命砸钱，结果却是，重硬件轻软件，重内部管理轻社会化管理，缺乏与企业有效沟通。”金炎军意识到，政府一定要向服务型、智慧型政府转型，其中必然孕育着巨大的商机。这一次，恰遇浙江省公安部门易制毒管理系统公开招标的他，终于开始走运了。
后来得知，那张“王牌”其实是一款软件模型。当金炎军从一位从事政府管理工作的朋友那得知，浙江省公安厅将要以社会化管理易制毒系统时，就做起了准备工作：从需求分析到软件设计，新锐信息主动提供免费服务，至正式招标时，软件已经有了雏形。“条件所限，我们只能采取‘风险倒置’的办法。”果然，这款软件模型让新锐信息成为招标会黑马。
IFC+GTEE
当云计算的软件即服务（SaaS）大行其道之时，金炎军却特立独行地喊出了“服务即软件”的口号。当然，对于这个看似哗众取宠的理念，金炎军有着自己的解释。
他随即举了一个例子。某省公安部门通过新锐信息易制毒化学品信息管理平台监测到，有一家企业某个时段共进了1000公斤醋酸酐，库存却只有900公斤。他拷贝海关部门的相关数据后并没有发现可疑记录，于是便料定该企业将醋酸酐伪报了其它品名，侥幸以正常渠道发货出关。后经查证，属实。
“易制毒化学品从生产到运输所有环节之所以能够实现实时动态监管，得益于我们的IFC+GTEE模式。”IFC，就是他所宣扬的“服务即软件”，即主动发现+快速研发+持续完善。
金炎军总结出一个规律：企业从发现管理需求，到最后以信息化手段解决问题，整个流程一般至少需要半年以上。“在这个节奏越来越快的时代，这样的速度让人抓狂，而且做出来的软件往往一面市便失效。”金炎军提出了IFC理论：通过电话、QQ、微博、系统本身、面对面交流等方式，从建议甚至骂声中主动发现客户管理需求，继而在把需求推给客户供其选择的同时，着手搭建技术框架，两个月内快速研发出比传统系统升级更新效率至少提高三倍的软件，并不断完善此项服务。
不过，虽然并不打算对如此大动干戈的主动服务收费，新锐信息却也不会只做免费的午餐。“IFC会为客户创造价值，但服务成本很高。这时就需要GTEE，将成本摊薄，由政府与企业共同埋单。”
金炎军的理解是，服务型、智慧型政府的行业监管必须实时、高效、低成本，它应该包括两大方面：GTE（GovernmentToEnterprise）—政府对企业的监管，企业对政府的监督；ETE（EnterpriseToEnterprise）—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合作，企业内部管理。前者由政府主导，后者则由企业主导。除此之外，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共享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在GTEE中，新锐信息提出“谁得利谁埋单”。“平台上聚集了大量的政府部门和企业，每一个参与者如果付出100元，那么一定可以享受到由IFC带来的超过1000元的服务。”
“IFC+GTEE模式带来的效益显而易见。”金炎军介绍道，“比如，加入易制毒化学品信息管理平台之后，公安、安监、药监、海关、商务及海关等各个部门的信息都可以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协同共享，一如上述案例中公安部门与海关的协作。在这个平台上，政府部门可实时监测到企业的经营活动，企业亦可随时监督政府的透明化办公，企业之间因同属于一个产业链而获得了进行交易合作的诸多机会，企业内部管理也因被时时监管而更加自律”。
布道云监管
“云计算让涵盖GTE、ETE的行业监管的普及成为可能：只要有电脑+网络，不必花费成本自建IT系统，无需管理，按需定制，这些优势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与企业加入到云监管平台中来。”在以“问道2012”为主题的中国经济和信息化年会2011论坛上，金炎军话锋一转，“但云计算在行业监管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金炎军指出的问题包括：首先，如果企业自建云监管平台，那么该由哪个政府部门发起使用？其次，各个部门在协同办公时如何打消行政壁垒？第三，与原有信息系统的衔接问题；第四，安全与信任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新锐信息有的已基本摸到了解决的路子，有的仍在探索”。
“我国行业监管来自于超过1000个项目的行政许可审批，迄今95%仍处于政府部门‘各扫门前雪’，与企业隔离的传统监管模式。因此国内行业监管市场空间非常大，但目前完全没有达到充分竞争的阶段。我认为今后5~8年，行业监管在云计算的推动下，会孕育出百亿级软件公司。”
金炎军自然希望新锐信息会成为这样的“百亿级”公司。“我们现在与IBM、阿里云都有合作，浙江省易制毒化学品信息管理系统便是与阿里云合作的。但总体来说，这个行业的云计算应用落地情况还非常糟糕，今后3年内这种状况会一步步向好。”据了解，仅在公安行业监管领域，与新锐信息存在竞争关系的其它公司目前仍处于试点等起步阶段。
据了解，除公安行业信息系统之外，新锐信息在教育、银行、物流等5个行业亦有覆盖，这些行业的主营业务预计在2012年收入可达1.6亿，将比2011年增加50%。
2012年的金炎军将更加忙碌：公司股份制改造，进入上市辅导期，将在公安行业的经验扩散到其它行业，团队建设等等。“今年还想做点社会公益的事情，比如成立一个基金，帮助那些父母是毒贩的孩子，他们需要更多的关爱。”当然，他自认为最重要的任务，还是做一名云监管布道者，“我觉得我有责任唤起行业监管的云计算热潮”。